这次，信通传媒与搜狐IT联合策划专题的名字是“中国移动通信20周年”。我们先请信通传媒总经理李长海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体策划的背景和思路。
李长海：今年是中国移动通信20周年，从87年11月18号到今年11月18号正好是20周年。这20年来，移动通信整个行业对国民经济、对人民生活，乃至对老百姓的生活也都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我们作为媒体，正面、直观的把移动通信产业发展20年来的成果和波澜壮阔的过程，展示给各位网友和读者，是尽媒体的责任，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意义很重大。
我们在做“中国移动通信20周年”的报道计划时，大概分成了几大部分和若干专题。主要从印象20年、思考20年、感动20年、激情20年等，将刚才说的那些内容展示给读者。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技术发展、制造业的发展、运营业的发展，以及改革创新等几个层面纵向、横向立体化把中国移动通信20年的过程报道出来。
具体的报道方案会通过我们所属的媒体，以及我们的独家合作伙伴——搜狐IT一起共同完成。在这个报道过程当中我们会将涉及到当事人、重大事件，以及整个过程中读者和网友感兴趣的问题展开分析、思考和报道。方式上会有一些访谈、活动，包括系列的分析报道，包括一些征文，甚至召开一些高端的会议。今天只是一个开始，以后我们将陆续将这些内容呈现在大家面前。
主持人：李总从媒体的角度对这个专题策划做了介绍，今天还来了北邮的教授曾剑秋先生。曾教授能不能从产业专家的角度给即将启动的大型专题提一些建议。
曾剑秋：搞这么一次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20年来，应该说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记忆、回顾的事件，因为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的确确给国民经济的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我们国家的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20年大家都知道，从过去通信非常落后到现在移动通信的用户达到了全球第一。
第一个方面，我们从移动消费来看，过去用不起固定电话，用不起移动通信电话，现在普及率也非常高，目前大概是超过33%的普及率，在北京地区目前甚至达到了95%以上，差不多人手一部手机。我们走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大家都在用手机，移动通信和人们的生活、工作各个方面已经密不可分了。
第二个方面，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20年见证了移动通信事业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从87年开始，那时候还是模拟移动通信技术，最开始的手机叫做“大哥大”，打电话很难，也很贵，有人拿着一个大哥大，大家都非常羡慕。短短的20年期间，我们国家的移动通信技术应该说紧跟世界潮流，我们国家的移动通信技术应该说已经成为全球站在前列的移动通信技术。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业务推广方面，国外有的我们都有了，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技术上来讲，不仅仅反映了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也反映了我国整体的经济、技术、人民的生活水平综合方面发生变化，探讨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意义，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经济的变化、人民生活的变化、技术的进步，甚至我们国力的增强。这个题目的确是非常有意义的。
主持人：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当中重要的代表企业之一——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代表方建国先生，您从企业角度来讲，怎么看待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
方建国：中国移动通信用户已经达到4.8亿用户，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么大的用户规模发展，确实是不容易的。中国移动通信业的发展是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结晶，是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晶，也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广大用户支持、理解、信任的结晶，同时我们也离不开广大的移动通信员工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我是1988年考入北邮，毕业之后一直从事移动通信的工作，也是基本见证了移动通信20年的发展。当时在北邮学习的时候，移动通信还是一个很前沿的技术，毕业之后在北京工作，当时北京移动通信业的发展非常缓慢。1988年4月，北京开始向社会销售手机，由于是模拟移动通信，发展比较缓慢，直到1995年4月20日向社会销售数字移动电话，从此以后，移动通信才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从北京来看，移动通信从第一部发展到第一百万户的时间用了10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固定电话发展到第一百万用户的时候用了九年的时间。北京移动从一百万户发展到一千万户发展用了不到十年的发展，因此移动通信的发展是加速度的。
移动通信的发展给我几个感受是：一个正比两个反比，一个正比就是移动通信的发展数量同它的服务质量的改善是成正比的，两个反比就是移动通信规模发展和价格是成反比的，随着规模发展，我们也感受到价格在逐渐下降，特别是与88年相比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很多记者在报道的时候，用这样的诗句来反映移动通信的变化。第二个反比是，手机的重量和大小同它的功能成反比，虽然手机是越来越小，但是功能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多反映到移动通信的新业务在逐渐蓬勃发展。我就谈这么一点感受。
主持人：刚才各位谈到移动通信和民生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的访谈从民生这个角度切入，过去曾经有一位老记者跟我说过，以前在北京的二环路上打移动电话如果说能打通的话可能是不正常的现象，反倒是打不通是正常现象。这样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中国移动的网络覆盖在全球来说也是领先的。服务的改善、网络覆盖的改善，这当中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几位都是鉴证者和亲历者，能不能给我们谈谈？
曾剑秋：我先讲一个英国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在媒体上也有报道，英国有很多地方移动通信是没有覆盖的，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得站在椅子上面打电话，坐着还接收不到移动通信的信号。到目前为止，即使像一些发达国家也没有真正实现百分之百的无缝覆盖。我在英国呆了七年，也用移动通信，我感觉它的移动通信信号接收方面坦诚讲，很多方面不如中国国内，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刚开始在北京的二环接收到信号是不正常的，收不到信号才是正常的。到现在我们国家移动通信的发展，尤其数字通信技术以后，我们的覆盖率应该说相当不错了，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固网方面的调查，我们的数字化程度无论是固网的还是移动网的都超过美国，我们的数字化率是相当高的。我们前面也讲到，从技术方面来讲，中国通过20年的发展，可以说，跨越式进入了世界通信的先进行列。出国的人可能知道，在国外的覆盖率有时候还不如国内，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覆盖率不如国内。
不是说我们的移动通信已经做得很好，我们还需要去做，移动通信未来的发展关系到老百姓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需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关于通话的质量、掉话率，过去掉话很正常，现在掉话率高的话，投诉让运营商很难受。
在这样一个关系到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当中，我们的企业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提高我们服务的水平。首先要跟踪全球的移动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也在不断往前发展。我们国家从产业政策上也好，我们企业跟踪全球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也好，可以说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从我个人的研究和观察来看，我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在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上了，未来我们的移动通信事业应该说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产品和提供更好的服务。
主持人：李总一直做行业方面的报道，同时也是一个体验者，您能不能从双重身份同时谈谈您对近年来移动通信服务改善方面的体会。
李长海：我第一部手机是从95年买的，当时买的是TACS的，还是模拟手机。2000年左右才换了GSM手机，2000年以前这个过程我自己感觉做媒体的工作过程当中，就这些问题也接触了很多不同行业的朋友，我们也坐在一起经常探讨这些问题。其中一次探讨，现在人们有一种手机恐慌症，我们没有手机的时候，没有通信手段的时候，大家感觉沟通都很习惯。但有了手机之后，哪天忘带手机了，这个事情就比较大了，不知道会丢失多少信息。从这个小环节可以透视出这20年移动通信已经深深地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跟人们每一天的生活密不可分，丢不开它，放不掉它。从这个意义再提升一步，移动通信确实像粮食、电力、能源一样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性行业，是人民生活必需的东西。
很早的时候有一个故事，某某乘客在公共汽车上打手机都会遭到旁边人的唾弃，你都打手机了，为什么不去打车坐小车？那时候有手机的人大概都是高收入的人群在使用，现在完全不同了。北京的手机普及率达到95%以上，全国的大城市都是这样的，每人都有一部手机，是生活必需的工具。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移动通信也事关民生，若干年来大家对移动通信的关注，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对其它行业的关注，比如说对广播对电视对电力对能源等等行业的关注，为什么？实际上从关注度来说，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衬托出来移动通信在人民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当然有些话题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甚至变成一个行业话题。我是做媒体的，我看到另外一面，也反衬出移动通信在人民生活当中的重要性。
主持人：改善民生这是一个持续的话题，改善移动通信的服务也一样，就中国移动而言，在未来的下一个20年我们会在哪些方面做什么样的工作，持续改善中国移动的民生？
方建国：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提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正德厚生、臻于至善”，在我们的网络建设、新业务应用等方面，都要能不断满足客户的需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影响移动通信发展的瓶颈就是网络，当时以网络为中心，建设为重点，当我们通过网络建设使我们的覆盖、接通率和掉话率都达到一个理想程度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如何以客户为中心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
我们一定要围绕客户需求去配置我们的资源，做好内部的运营和管理工作。随着客户需求的变化，我们将有针对性做好这个工作。
主持人：移动通信20年发展的主体就是企业，中间有很多重要的节点，其中非常引人关注的就是几家移动通信企业的上市。移动通信运营企业上市有什么样的经济背景？对企业来说，上市对于提升内部管理水平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方建国：上市确实对企业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资本上市一方面可以募集到相应的建设资金，同时可以使我们的管理日趋与国际一流企业接轨，包括我们的绩效管理、全面预算管理、支持管理、目标管理、战略管理都在逐步推进。我想，中国移动通信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管理，离不开规范运作，离不开与国际接轨。正是因为我们上市，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律来运作，按照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来要求我们，企业才能得以长足发展。
主持人：上市对于企业的帮助，曾老师和李总能不能从专家的角度来谈一下？
李长海：我们最初报道各个运营商的时候，当时还是中国电信总局，后来才是移动通信局，再往后才有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是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说可以把移动通信这20年分成几个阶段的话，我们媒体圈里面习惯于把它分成建设阶段、运营维护阶段、市场运作阶段。我们在报道技术发展和行业发展时候，接触最多的话题是“贷款、引进”，这四个字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当时中国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靠的是什么？实际上是靠国际和国内金融机构的贷款发展起来，移动通信企业的发展对资金依赖是很强的，前期网络建设的过程当中，资金压力非常大，包括来自世行、各国政府、中国政府的资金压力，上市融资解决发展的最根本问题，实际上是既应时又非常必要，这是一个方面。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只有上市，才能解决移动通信企业市场化的问题。
中国移动通信最早的时候没有政企分开，还是中国电信总局在做移动通信服务，那时候，我们给他们做宣传产品中都带有很强的政府色彩。从一个政府经营到一个企业经营这样一个跨越，上市是一个跨越不过去的环节。这20年国家走过很多的体制变化，从政府管企业到政企分开，到国企运作，再到企业的国际化、规范化运作，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上市这个环节对这样一个过程的推动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现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已经是世界移动通信最大的品牌了，业务规模是最大的公司，它又有很强的走出去的欲望和要求，上市对提升它这方面的能力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曾剑秋：谈到电信企业的上市包括移动、联通还有电信的上市，应该说这是国家战略决策方面的重大决策，当时中国面临着加入WTO，加入WTO就需要和国际接轨，需要开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发展比较好的电信企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相继在海外上市，不仅仅募集到了资金，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开放态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方面，从实战角度来看，我们加入WTO以后，当时国际包括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开放电信市场，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电信产业和电信企业也必须要面对将来的国际竞争，通过上市一方面汇集资金，激励我们进一步发展，推动产业发展。另外一方面，我们学习国际经验，反正要竞争，必须要走出去才能将来真正进行竞争。当时我们有一些研究数据分年份的，99年、2001年，特别是2001年我们做了一些相应的数字比较，那时候电信企业基本都上市了，主要从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无论从我们国家的资本、人均利润，还是其它指标方面，我们国家跟国外的差距非常大。通过上市以后，因为带着国际视野的角度，知道自己的弱点在什么地方，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还有差距，通过研究对比之后，我们也明确了该怎样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国家在产业政策方面，后来陆续总结经验，企业逐步获得了发展。
我们总结一下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我们上市，我们开放了市场，我们主动的走入国际市场，才促进了我们国家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
主持人：过去的20年，我们更多会谈起企业自身的发展，现在我们看到，移动通信企业更多去想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做一些公益事业。在未来移动通信产业发展当中，企业应该怎样更好承担社会责任？怎么样避免把社会责任“务虚”化？
方建国：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话题也是一个传统性的话题，作为一个企业必须要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中国经济来讲，在做好自身工作，努力服务提升服务水平的同时，在做大做强的同时，确实在努力尽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今年1月9号中国移动发布了第一份企业责任报告，并且在社会产生非常好的反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以天下之诚而尽己之性，尽物之性，在做好企业经济工作的同时，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勇于承担环保责任。
中国移动通信在尽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应该说是全方面的，一方面是中西部偏远地区的网络建设方面，我们做出很多的工作。另外对于信息化的全面应用，特别是对于农村信息化的应用，确实改善了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在进社会责任方面，中国移动是两个定位，一个是在教育上，一个是在环保上。在教育上包括筹集资金，捐赠一些爱心图书馆，包括和教育部合作投资三千万对西部校长进行培训。同时在尽社会责任上包括我们我们刚才谈到环保，5月7号推出绿箱子环保计划，我们如何在移动发展的同时很好回收废旧电池、废旧手机，包括我们在很多地区还安装了一些环保性的配件，能够与环境和谐。去年年底我们搞的公益短信大赛，能够以先进的文化引导短信信息，做了一些必要性的工作。
《中国移动企业责任报告》的发布仅仅是一种开始，下一步我们要做的是把《企业责任报告》的相关内容量化分解成指标，建设我们的长效机制，把这些指标能够分解到部门，分解到人员，真正能够将企业责任同企业的科学管理做到有机结合，同时，企业尽社会责任也是通过这项活动引导教育每一个中国移动通信的员工，大家共同尽社会责任。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尽社会责任是每个人都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李长海：正像中国移动通信20年来的发展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一样，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尽社会责任也带有中国的特色，首先尽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包括企业员工，包括企业的使命这一系列的自身要求。它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理所当然在良性的市场发展环境下尽它应尽的社会责任，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中国的移动通信企业运营商百分之百都是国有企业，在上市之前，即使上市以后也有很大比例的国有资本的成份，什么叫国有资本？国有资本通俗理解就是全民所有，全民所有的企业尽社会责任，这个也是从企业的性质本身所必须要做的。从政府管理的角度，从全民管理的角度，它尽社会责任，这是理所应当、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社会责任，各个企业也有各个企业的特色，刚才方处长讲了他们的重点在教育、在环保，在比较前沿的这些领域。
曾剑秋：从理论方面来谈，移动通信的发展我们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从规模经济理论方面来看，我们认为企业应该承担责任、回馈社会。我们从企业的发展来讲，刚开始由于企业用户比较少，规模比较小，所以相应的分摊到的用户成本非常高，因为移动通信需要大量的投资，是高投资、高风险、建设周期比较长，一般要投资的话要上百亿、上千亿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移动通信刚开始发展的初期，用户规模比较小，分摊到每个用户的成本就比较高。但是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发展到很大的规模，原来的投资一千亿的投资由分摊到一百万的用户规模转变为分摊到4.8亿的用户规模，分摊到每个用户的成本就低了，这是由于规模经济理论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感觉价格下降了，用户享受的资费也可以下降。依据规模经济这个理论，我认为在刚开始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虽然投了很多资，刚开始移动模拟通信几万块钱一部电话，打电话很贵，那时候大家也能理解，用得起的人比较少。现在规模这么大了，谁把你弄大了？是我们消费者把你捧起来的，是我们的用户把你撑起来的。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指导下，企业应该认识到只有用户是你的衣食父母，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看，企业有责任有义务来回馈社会，降低资费。像方处长说的，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责任不仅仅是承担国家责任，你首先要承担国家的责任，对于国家的安全、国民经济发展的通信需要，还要满足社会消费者的需求，特别是普通消费者，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我们应该回馈这些消费者。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从通信本质方面来看，通信和其它的领域是不太一样的。通信从最简单的意义来说是做传递信息的事情，正由于做这样的事情，而人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信息传递联系紧密，信息的传递使人们的视野开阔。举简单的例子来讲，最开始人不知道怎么样去取火，后来他会了，另外一个人也会了，信息传递之后人类就开始进步了，通过取火能吃熟的肉，大脑发达等等。通信领域由于有这样一个本质的特性，对人类的发展、对人类的交流、对人类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和其它领域很不同。上世纪人们开始考虑，对于通信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老百姓对它有一些要求，这样就有了所谓普遍服务的概念产生。通信手段的出现，比如电话的出现，每一个消费者都有权享受这样的通信方式技术带来的好处。
从移动通信原本的特殊性出发，发展到现在，通信手段更加丰富多彩了，我们有固定通信，也有移动通信，特别是移动通信的产生使我们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想打电话就能打电话，通信的方式越来越多。我们如果出门没带手机，觉得这一天都不知道怎么过了，离不开手机的生活都反映了通信原本含义的要求，要求跟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传递信息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样化，同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紧密。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的通信企业来说，也应该看到这一点。我们做通信的跟做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是生产皮包的企业，我可以用皮包也可以不用皮包，但是通信跟人的生活很紧密。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提供普遍服务也好，做村村通的工程也好，回馈社会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也好，都是从原本意义上就应该做的事情。
刚才提到社会责任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通信业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由于手机的发展，现在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些问题也希望企业加以关注。主要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信息泛滥，前一段时间手机传递信息，猪肉有毒、吃香蕉得艾滋病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企业应该想办法来探索怎么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
第二，信息产品，虽然我们拿的手机是高科技的产品，随着每年淘汰的旧手机越来越多，移动也做了很多事情，绿色环保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现在，还关系到我们的下一代。在这些方面我想说一些国外的做法，我前不久到英国、北爱尔兰去，我看到他们对于信息产品的搜集方面有很多方式，比如分类处理的方式，非常明确。这方面也是我比较担忧的，既然讲责任，企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搞绿色环保。我们现在4.8亿手机用户，如果每个人都换一部手机，4.8亿部手机这当中还有电池，会带来多大的垃圾，给我们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企业要去做，刚才方处说得非常好，这个责任大家人人也责，谈论移动通信事业发展20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中国移动的事情，也不光是媒体的事情，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到里面的事情，将来20年的发展，我非常关注如何做好绿色环保这样一件事情，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手机用户有环保的意识也好，社会责任也好，我们不去制造更多的垃圾，不去传播垃圾信息。这个也是我们在未来需要每个人包括企业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主持人：刚才我们从自身发展、资本运作、社会责任三个角度谈了企业层面的问题，实际上，这20年当中，电信产业本身也是风起云涌。有一个很大的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电信改革。很多网友可能没有亲身经历，几位专家能不能从自身的角度回忆一下这20年当中电信改革这些年当中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李长海：这20年确实是改革的20年，体制上来说，最早是邮电部，在政府下面有专门的电信总局，电信总局之后如果单纯从移动通信来说，有移动通信局，移动通信局之后才有中国联通，中国联通还不是在邮电部框架下，而是在国务院的主导下成立的中国联通。中国联通是企业，邮电部还是政府，后来到2000年才有中国移动集团，发展了13年之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才成立，94年才有中国联通。实际上从移动通信运营商这个角度来说，是这样一个体制改革的过程。
中国的电信行业体制，刚开始是政府主导，再到政企分开，从企业运作，到国际化规范化市场运作。这是运营体制改革方面的脉络。反过来再看制造业，制造业当时是邮电部的工业局，电子部下属的研究机构和企业也很多，比如邮电部都是5字头，512、522、519，电子部都是7字头，738这些企业都是做电子产品的。后来才有工业总公司下属的这些企业，整合成后来的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