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武汉地图上不起眼的一个小点，曾被称为“被遗忘的两厘米”，追光者一路向东，它在拔节生长，在向上伸展。

 

  曾经，你以为它是武汉地图上的最末端，却不知，光阴似箭，它已成为武汉版图上的新起点，它就是光谷。

 

  而与光谷发展息息相关的，是这样一位老人，他被誉为“中国光纤之父”，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梓森。

  洪山区邮科院路88号，邮科院家属区的深处，藏着一栋外表斑驳的两层楼房。花木扶疏、树影斑驳，赵梓森夫妇在这里享受他们平静的晚年生活。86岁的赵梓森，如同一位普通的老人，和蔼可亲也诙谐幽默。高中时期起，他就开始拉小提琴，门德尔松、巴赫、莫扎特、柴可夫斯基，他都喜欢，《天鹅》更是每天必拉的曲目，一直到80岁之后手指灵敏度下降，才开始放弃拉琴，改听音乐。他说，“叫我光纤之父也好，叫我什么都好，那都是外加的光环。”

  “我高兴的是百姓能用中国的光纤打电话。”

  1932年出生在上海的赵梓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系。因青睐实用性学科，赵梓森先后从浙江大学农艺系、复旦大学生物系退学，两次重新参加高考，最后于1950年入读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电信专业。

  毕业后，赵梓森被分配到武汉邮电学校(武汉邮科院前身)当老师。1973年，偶然机会听说美国在研究光纤通讯，他为之振奋。“光通信的优点是带宽，电通信最多一个G，光是10 的15次方赫兹，那是电通信的千倍万倍。”

  尽管如此，用“玻璃丝通信”在当时仍属“天方夜谭”，当时很多人都不信。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唐仁杰说：“那时候大家都知道电通信，用玻璃丝打电话听起来不可想象。”

  “美国已经做出三个样品，所以我说，这是一定可能的。”项目没有被批准的赵梓森，在邮科院厕所旁搭建了简易实验室，找工厂要来了破旧机床，用螺丝钉和橡皮泥代替精密调准器，他与唐仁杰在这里熔炼石英玻璃，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试错。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十分危险。”在倒四氯化硅的时候，嘭得喷到赵梓森的眼睛上，遇水变成盐酸，疼痛加上氯气，他昏倒在地。赵梓森被送到医院，医生却因为没有见过这种疾病，束手无策。他笑着说，“我让医生用蒸馏水冲洗眼睛，给我打吊针。”

  1976年3月，赵梓森团队拉出一根17米的玻璃细丝，这是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1977年，在“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赵梓森展示了自行研制的光纤传输黑白电视信号，得到了当时邮电部长的赏识。

  1978年改革开放，武汉邮科院收到邮电部文件，光纤通信成为国家级重点项目。

  1979年，赵梓森团队拉出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的低损耗光纤，拉开了中国光纤通信事业的序幕。

  1981年，中国第一条实用化的光纤通信线路在武汉开通，中国进入光纤数字化通信时代。

  中国第一条光通信，在武汉诞生了。

  1982年，老百姓真正开始用光纤打电话，“美国1976年老百姓开始打电话，我们是1982年，也不算太晚。”赵梓森说，当时条件很差，只有通过努力，做出成绩，使领导相信是会成功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光谷的诞生，也是赵梓森与众多专家不断努力的结果。华中科技大学黄德修教授首提“美国有硅谷，中国有光谷”，得到了业界的关注，也为赵梓森所支持。2000年，湖北省科协主持召开“中国光谷建设武汉地区院士和专家座谈会”，赵梓森等26位院士与专家签名，呼吁光谷落户武汉。一年之后，紧邻洪山区，武汉·中国光谷正式诞生。赵梓森所在的武汉邮科院也成为光谷最重要的创新源头之一。2018年，武汉邮科院研发的光纤，一根可实现67.5亿对人同时通话。

  “中国对世界是要有竞争的，光纤占领世界市场二分之一，接收设备二分之一，传输设备三分之一，技术水平能做100T通讯系统的，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美国、日本、中国。而中国，就是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赵梓森说，我们现在还要做新材料，新工艺。

  范幼英，赵梓森的妻子，也是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开玩笑说“所谓专家专家，就是什么都不会，只会一行。”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事业，即便是如今退休在家，赵梓森还是坚持看各种研究报告，关注与光通信的方方面面。

  从“一束光”到一座“创新城”，“中国光谷”成为我国唯一的国家光电子信息基地。赵梓森说，光谷是一座纪念碑，是武汉光通信的纪念碑。“就是我不搞光纤，还有别人会搞光纤，光纤是世界发展的方向，我先走了这一步。”他说：“我的高兴不在于当不当‘父’，而在于我做的事情能为老百姓，为社会服务。”

  40载披肝沥胆，耄耋年鞠躬尽瘁。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而武汉从“钢、机、纺”到“钢车机新”，再到“光车空港”四大板块，传统优势产业被替代，过剩产能被压缩，现有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指向产业，还将一代代接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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